1959年正月初六，北京西郊的一间病房里，夜班护士替一位刚做完小手术的病号调整吊瓶。她轻声感叹：“朱老，总得多保重啊。”那位戴着旧式花镜的老人摆摆手，“没事，能省就省，药别浪费。”说罢继续伏案写字。谁能想到，这位看似普通的老人在半年前刚递交了一份震动京城的辞呈——他叫朱良才，57岁，开国上将中第一个要求急流勇退的人。
辞呈送到中南海，是1958年10月下旬的一个清晨。警卫员把它放在主席办公桌角落，半页钢笔字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句客套。其时中央正倡议老同志“退居二线”，可朱良才不算“老”，身体也能负荷。他为何如此坚决？毛主席看后沉吟片刻，旋即吩咐：“让聂总去跟他谈谈。”命令很快传到西山军委作战室，聂荣臻登车而去。
聂帅和朱良才相识三十年。到达西郊疗养院，聂荣臻推门而入，开门见山：“组织希望你再干几年。”朱良才放下茶杯，声音低却坚决：“该让年轻人上了，我要守不动这个摊子，拖累事业。”一句话，两位老朋友对视良久，窗外杨树叶沙沙作响。许多年后，医护人员回忆那天的场面——无声胜有声。
辞职获批，朱良才留下了上将军衔，却放下了政委印章。从此无职无权，直至1989年逝世。这三十一年，他住在军委干部休养所的小楼，偶尔到301医院复查旧伤，平日靠种花、翻书度日。有人打趣：“朱政委，这是隐退？”他笑答：“革命者没有退休，换个地方继续活着而已。”
1989年11月追悼会现场，长安街上车流放缓。来自党政军各条线的老同志自发到八宝山，一些人已拄拐、一身勋章。礼堂里没有铺张，黑白遗像简单镶框，却让许多在场者红了眼眶——一位淡泊功名的将领，离世后反而聚合了最多的目光。
时间拨回到1900年11月，湖南省桂阳县一个贫苦农家添了个男孩，取名朱性明。幼年读私塾，十四岁挑柴赶集补贴家用。1926年，北伐军进入湖南，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。26岁的朱性明一头扎进去，成了桂阳县农协组织委员。群众喊他“朱大火车”，办事轰轰烈烈不知疲倦。
1927年马日事变，朱性明在长沙被捕。军警问姓名，他灵机一动：“朱良才。”就此改名。关押期间挨过皮鞭，也旁听过革命者的审讯。出狱后立即找党组织，自请入党。1928年春，他跟随朱德、陈毅发动湘南起义，上井冈山途中担任通讯联络。毛主席看他笔头好，留下做秘书，常常夜里挑灯抄写指示，“良才，字要端正，军令不容含糊。”毛主席叮嘱过不止一次。
1934年10月，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利，中央红军突围。朱良才时任红三十四师政委。湘江血战后，该师损失惨重。他本人因旧伤复发，被送往卫生部后方医院。红军渡过乌江时，他仍卧病榻上。有人忧心：“三十四师估计凶多吉少。”朱良才强撑着说：“活着的人要把亡者的路走完。”
休养连由重伤员、挑夫、炊事员拼凑。翻雪山时，零下二十度，他让最虚弱的同志走中间，自已踏出第一脚印。到达草地西缘，全连几十口无一掉队。贺诚部长钦佩，向周恩来、朱德提出把朱良才调至总卫生部担任政委。朱良才只一句：“为党工作，岗位听便。”
1936年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。张国焘主张南下，局势一度紧张。朱良才在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发《一军团先到陕北胜利转移》通报，鼓舞士气。“这是吹捧。”张国焘指责。批斗会火药味浓，徐向前、朱德把他“降职处分”，才算保住性命。后来徐帅回忆：“如果那天保不住，一个好政工干部就没了。”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朱良才进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。八路军需要既懂战场又会宣传的人，他正合适。日军进攻猛烈，民心需要激励。1941年底，平西挺进第三团五位战士跳崖殉国。朱良才获报，立即派人沿山谷搜集细节；三周后，《狼牙山五壮士》通讯面世，配套连环画、话剧相继推出。根据地小学板报、前线阵地黑板报同时出现“五壮士”英名。军民奋勇，晋察冀的抗日烽火由此越烧越旺。
解放战争时期，他先后任晋察冀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、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。1949年春，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京城亟需稳定民心。朱良才旧伤复发，仍拄拐深入西四胡同、小校场、东交民巷做宣传，讲兵纪讲新政，市民心里踏实不少。
1955年授衔典礼，朱良才被授予上将。他的证章一度找不到，是警卫员急忙从抽屉里翻出那套石青礼服才成全仪式。北京军区在推行现代化、文化教育、院校编制方面成绩亮眼，与他长期抓思想、抓人才分不开。
1956年，解放军建军三十周年，军委号召老同志写回忆。此时朱良才住在总医院，胸椎骨刺复发。他仍写下《朱德的扁担》《毛委员的马灯》等十多篇稿件。《朱德的扁担》后来入选小学语文课本，有人建议署名，他摆手：“这是集体记忆，署谁都不妥。”稿费呢？“退回去，买几本儿童书给老师不正好？”
然而连续多年的病痛与繁重政务，让他深感力不从心。1958年，中央提出“干部要革命化、年轻化、知识化”，他琢磨再三，决定请辞。信里写得明白：一是身体羸弱，二是新局面需要新架构。他甚至列出数名可接任的新秀，为部队建设规划了人选。信送出前，他自言自语：“退下，多读点医护教材，或许还能出份力。”
毛主席看完辞呈，赞一句“觉悟高”。聂帅挽留失败后向中央汇报，邓小平幽默：“朱政委这是顾大局，咱也得尊重。”就这样，第一位辞职的开国上将从公开舞台淡出。
淡出不等于脱离。60年代初，国防工业人才匮乏，军委请朱良才担任顾问，他只接受“远程笔谈”。遇到医院管理、医护动员的文件，他用毛笔作批注，一丝不苟。1969年转移外地，他携带的仅一箱书、一把旧藤椅。有年轻战士问他：“要不要配一名厨师？”他笑答：“自己能煮面，别浪费粮票。”
至晚年，他在同学术界的朋友信中还坚持“把卫生兵——军医——军医大学这样一条线全部打通”的主张。信件如今保存于解放军档案馆，字迹清朗，从未提及个人功劳。
逝世前三天，他还改动《红军卫生工作回忆》手稿，旁注一句：“许多牺牲者无名无姓，应设碑纪念。”1989年11月7日上午9时22分，他心脏骤停，医生推车前来时，只听到床头留下一句嘱咐：“别惊动组织。”世事弄人，一位毕生不愿张扬的将领离去，却依旧惊动四方。
有意思的是，他家人直到料理遗物才发现一张泛黄证明：抗战时期，八路军总部授予他“特别模范”称号，并附朱德、彭德怀两人签名。老伴握着纸片发呆，轻声说：“他从没提过。”旁人只叹，这正是朱良才——军中良才。
纵观此生，职位起落不定，荣誉从不挂心。主动辞职、拒绝挽留，似一抹剪影，映出的是革命年代对责任和名利的独特理解。那些曾被他带过的通讯兵、卫生员、宣传干事后来无一不感慨：朱老总教的第一件事，不是怎去立功，而是怎去让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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